党员领导干部有四个身份，既是公民、党员和党员干部，又是党员领导干部，适用国家法律、一般党内法规、专门适用于党员干部的党内法规和专门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法规。
伯肯弗尔德认为，国家法人理论将诸多功能单元、机关纳入到了国家组织统一体之中，不同层次的国家机关被无差别地视作法人的机关与分肢。行政主体理论强调行政主体的职权要素、自己名义与独立责任。
在耶利内克的学说中，统一的国家人格意志是公法体系建构的关键，立法、行政与司法只是作为国家人格的表达和功能。[63]杨立新：《民法总则：条文背后的故事与难题》，240页，法律出版社，2017。在本体论意义上，国家并不像生物人一样具有独立的意思能力与行为能力。行政机关对于其他国家机关为意思表示时，不是代表国家，而是在内部关系依法而赋予的特殊范围内，对于其他机关主张自己的权利，即使是在内部关系中，机关自身的目的和利益，亦往往和国家的目的、利益一致，以国家这一组织化统一体的利益为目的。公权利是私人为保护个人利益而免受国家干预的法律地位，这主要是为满足市民阶层对于自由法治国家的追求。
乌伦布洛克也认为，立宪主义国家是人的产物，个人组成的整体以特定的方式被协调为统一体并作为主体出现，国家是源自人民并由人民组织的行为统一体和决定统一体。[4]Ulrich H?felin. Die Rechtspers?nlichkeit des Staates. J.C.B.Mohr, 1959. [5]Hans J. Wolff. Organschaft und Juristische Person. Bd.II. Carl Heymanns Verlag, 1934. [6]Ernst-Wolfgang B?ckenf?rde. Organ, Organisation, Juristische Person. In Christian-Friedrich Menger (Hrsg.). Fortschritte des Verwaltungsrechts. Festschrift für Hans J. Wolff zum 75. Geburtstag. C.H.Beck, 1973, pp.269-365. 相关中文介绍，可参见王锴：《机关、机关法人与国家法人说——基于国家组织法的考察》，载《人大法律评论》编辑委员会组编：《人大法律评论》2019年卷第1辑，153-155页，法律出版社，2019。秦国刚统一天下不久, 李斯就向秦始皇建议: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
如果没有强大的政治统治力量，就不可能实现大一统。更系统的见柯华庆《中华新文明定型的可能性》，载于中华好学者公号2021年9月22日。第二，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是在除宪法之外的国家法律之上。一类是科学与技术，另一类是价值与制度，前者主要由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后者主要由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立法者提供，科学技术对现代经济和军事的影响是毋容置疑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根据事实凝聚符合人类发展方向的社会主义价值，并为立法者立法提供知识支持，其作用还没有得到社会的重视。
可以看出, 孔子实际上表达的是自己对天下有道的大一统社会的憧憬：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也。[5] 杨鸿烈：《中国法律对东亚诸国之影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页。
6.4 中华新法系的时代特征 中华新法系不仅仅与中华旧法系具有相同的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结构基因，而且中华新法系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出几个新特征。家庭本位与农本主义密切相关，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20] 张晋藩：《重构新的中华法系》，载于《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法律制度以政治制度为基石。
[99]道德与法律并非永恒不变，不同政治经济社会下的道德和法律有别。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中华法系的基因——道德至上和二元法治——是中华民族强大内聚力的源泉。武昌起义爆发后，迫于内外压力，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
礼是亲亲爱人的熟识人群的规矩。党员毫无疑问也适用国法，但这个时候是以公职人员身份适用，而不是以党员的身份适用。
因为每一名党员都是公民，都是自愿申请成为具有更高要求的党员，所以，每一名党员都需要模范带头遵守国家法律并且遵守党内法规，不同层级的党员领导干部还需要遵守比一般党内法规更加严格的适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法规，这是由权力与责任相匹配原则决定的。将党内法规从国家法律体系中独立出来是因为党内法规有不同于国家法律的特点：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是领导党，所以党内法规比国家法律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比国家法律要求更严。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50] 董仲舒：《春秋繁露》，张世亮等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前言。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继续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大禹以后的夏、商、周三代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14] 陈顾远：《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范忠信等编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32页。中华政治文明在五帝时期是原始社会，在夏商周时期偏贵族政治，秦帝国时是君主专制，自西汉到清朝是贵族君主制（儒家贵族协助皇帝），辛亥革命之后民主政治是主流，经过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社会。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效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就，党规一直没有缺席。[2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39页。
从规范的范围来看，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道德是法律的总仓库，因而所占社会生活的规范的范围便有狭有广、有偏有全。事实上，武王的主要功绩是建立政权，对后世影响甚远的思想文化及制度建设是周公完成的。
表面上看来社会主义中国与封建主义中国相同，实质上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主体是党员代表们，而非全体共产党员。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实现了儒家大一统和法家大一统的有机结合，是王霸大一统。[21]武树臣总结为总体精神和宏观样式上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尤其表现在支配法律实践活动价值基础上的双元格局、法律规范内部的多层结构和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互依互补的实施渠道。党的全面领导不仅仅包括一国两制国策下对社会主义地区的领导也包括对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领导，只不过领导的方式不同而已。[62]1949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由此，中华大一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从王霸大一统到了人民共和大一统。
中华旧法系是指自西周经过秦汉到唐朝逐渐定型并延续到清朝后期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中华新法系是自1902年开始[9]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探索逐步形成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在充分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成果基础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标志是201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党内法规体系和2020年11月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正式提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臂、美国历史学家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系统阐释了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的不同。
尽管在威格摩尔的分类中，中华法系仅仅是十六种法系中的一种，但他给予中华法系高度评价：独具特色的是，它是唯一一个持续留存至今的古老法系——超过4000年的时间。居正（1876-1951）曾经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先后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次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在国民政府期间任代理司法院院长并兼任最高法院院长十六年之久，居正对于重建新中华法系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也有影响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通过政治协商建立起来的，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后，全国政协退居其次。不足在于只是从民族的和历史的纽带关系将三种不同的法系统一于中华法系之中，并没有揭示贯穿于中华法系的基因。
陈朝璧的局限性是时代的局限性，因为那时候社会主义法治还没有显露出来，需要再经历三十多年的探索才露出水面。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19] 张晋藩：《中华法系论辑（1980-2016）》，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它们对知识分子力量之理性化的认识也不同，孟子对世道常情的冷漠思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同于毛泽东的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是劳动者养活了那些做官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只是受了些教育，实际上在许多方面他们是一无所知的。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社会主义法治上有重大创新就在于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全面依法治国比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进步的地方在于全面，全面依法治国意味着党也要被纳入到法治规范之中。[107] 陈朝璧：《试论社会主义的新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载于《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10年6月总第十八辑。
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个体的自由，现实中真正自由的是有资产或者有能力者。在这一过程中，有的死亡，有的新生。
[107]在该文中，陈朝璧提出七个观点：一、中华法系的独立性。领导是一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以互相提升的动机和道德水平而彼此结合，为了共同追求的价值去行动。
